熊通，即酓达。

《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按：原文有人释作“免”字，亦可从。免，本义冕。疑“大”系地貌之象形，本文故从“大”字。大，楚地名），焉始称王。”这里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一个是“大”在哪里？另一个是熊通为什么不在“宵”称王，而在“大”称王？

同样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来厘清楚武王家族世系的问题。

楚武王家族世系

《楚世家》载：“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按司马氏所记，其亲缘关系：若敖传子霄敖，霄敖传子蚡冒，蚡冒弟楚武王杀蚡冒子而代立。若敖至武王的君位继承顺序是这样的：

若敖（熊仪）——宵敖（熊坎）——蚡冒（熊眴）——武王（熊通）

《国语》韦昭注则称：“蚡冒，楚季紃（即熊徇、酓徇）之孙、若敖之子熊率（酓帅）。”即认为熊徇和若敖、若敖和蚡冒都是父子关系，并非《史记》所说的祖孙关系。

《左传》：“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杜预注云：“蚡冒，楚武王父。陉隰，地名。”指出蚡冒和楚武王是父子关系，并非《史记》所说的兄弟关系。

《楚居》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達自宵徙居大。”

《楚居》简文中的“及”指兄终弟及，因此酓甬（熊勇）与酓严（熊严）是兄弟关系；酓相（熊霜）、酓雪、（叔堪）、酓训为四兄弟；酓咢（熊咢）与酓义（熊仪）是兄弟关系。自若敖之后，《楚居》给出的在位顺序是：

若敖（酓义）——焚冒（酓帅）——宵敖（酓鹿）——武王（酓达）

《春秋左传正义》：“蚡冒，楚武王父。”宵敖与武王实际是兄弟关系。前文已经讲过，《楚居》作于楚悼王时，为楚人所作，可信度较高。若敖传位于焚冒，而不是宵敖，宵敖在位仅有6年，就被弟弟武王夺位。

若敖和蚡冒不是祖孙关系，霄敖并非蚡冒之父，武王也不是蚡冒的弟弟，司马迁于史记载有误。其云“蚡冒子”，实际是宵敖。

宵敖属于非正常死亡，其怎么死的历史没有记载。关于弑君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亲手所杀；二是逼迫先君自杀；三是令手下人动手。这三种都可以被认定为弑君之罪。《楚世家》用“代立”二字很值得寻味。疑宵敖酓鹿在位6年无甚作为，楚族人对其不满，让武王酓达代立为“敖”。酓达有较长一段时间居“宵”，我认为在称王之前，其称号也是“宵敖”。

熊通称王的缘由

公元前740年熊通即位，在析（宵）水、丹水和汉水一带，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若敖、蚡冒取得的成果，灭掉若国，令若俘观丁父为军率；与邻国交好，与邓国联姻，娶邓女邓曼为夫人；用两年的时间抓生产、操练军队；即位不足三年，便向南国第一强国“申国”发起进攻。

《竹书纪年》载：“（周平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38年），楚人侵申。”但没有得手，于是熊通转而沿汉水南下，帅军攻打江汉平原西部，灭掉权国（今湖北当阳市）。兴利除弊，始开县制先河，设置权县，任命斗缗为权尹。后来，斗缗占据权县而叛楚，楚武王派兵包围权县并杀死斗缗，并迁权于那处（在今湖北沙洋县），改派阎敖治理那处。实际上在这之前，熊通联合夷屯一带的楚族人，已经夺取了今宜城市一带的邔国，控制了汉水以西大部分地区，打通了自析水至丹水、再至汉水、直至长江岸边，这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

《竹书纪年》又载：“三十六年（公元前735年），王人戍申。”说明熊通又对申国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但由于周平王“戍申”，这次仍然没有成功。随后转而攻打汉东的“汉阳诸姬”。《左传·哀公十七年》：“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

《楚世家》：“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说文》：尊，高称也。这里作动词用，即赐封。“敝甲”，即军队。“欲以观中国之政”，即跟随周王参与国家管理事物。

司马迁在记载“楚伐随”这件事上，用笔是非常精彩的，可惜长久以来人们只浮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读懂楚武王“话中的含义”。“我蛮夷也”，并不是单纯地说“我是蛮夷之人”，而是含蓄地暗指“我没有封号”，用现在的话说“不在编”。既然不在诸侯之列，就无权参与国家政事，无权辅佐周王平定诸侯之乱。名不正则言不顺，“请王室尊吾号”，楚武王用意甚明，而这也正是楚人被灭国之后，几代人念念不忘的“复国梦”。

随国，又名曾国，是一个姬姓诸侯国，为西周初期周王分封，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在周之南邦属第二大国，为周镇守南方。从楚武王三次攻打随国都未成功来看，随国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这次熊通伐随，实际是想借曾侯之口，让周桓王册封自己为诸侯，恢复楚人“楚国”之号。

自若敖酓义被削爵为敖以来，恢复楚国诸侯的地位是楚人耿耿于怀的大事。熊通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在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后，又辟疆拓土，“大启群蛮”，他认为是时候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了。彼时虽然“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但熊通此时并没有叛周之心。熊通让曾侯传话于王，请求封侯，虽然具体求封什么历史没有记载，但肯定不会是原来的“子爵”。遗憾的是周桓王没有答应楚人的要求，楚人抱着一颗归顺的心遭到了冷遇，这为熊通日后称王找到了借口。

《楚世家》：“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王不加尊”，此“加”非加减之加。《增韵》：“加，施也，著也。”这里“加”与“尊”同义，均为动词，有施与、册封之意。

“始开濮地而有之”，学者普遍认为濮地在长江以南的今贵州及云南境内，但这一观点争议很大。据凌智民先生考证，2007年在郧县出土的李泰墓，为我们解开了濮地之谜，濮地就是现在十堰市汉水以北地区，大概范围应包括郧西县的天河峡谷（古长利谷）和郧县汉水北的西部。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蒍贾曰：‘……夫麇（今湖北郧县五峰）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从“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来看，濮地并非一处，百濮也不是说有百家，而是极言其多。百濮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由众多同姓部落组成的联盟。

总之，濮地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范围大致在十堰市的郧西、郧县，向东沿汉水直至老河口市一带，东与邓接壤，北与分布于丹淅之地的楚人相交。楚人部族与濮人部落，在汉水与丹水区域，系毗邻而居。《左传》所记之事，发生于公元前611年（楚穆王九年），实际是楚司马蔿贾粉碎了濮人的一次叛乱。

若敖、蚡冒时，楚人只是打通了由“若”通往“宵”的通道，而熊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通道两侧拓展空间。濮地，这片区域对楚人来说是片全新的地方，所以用了“始开”二字。

《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公元前740年酓达自宵即位，公元前704年在大称王，历时36年，与其一生来讲，足见称王之路的艰辛与漫长。

那么“大”在哪里呢？

大，在荆州。

目前大的具体位置尚待考，下面依据已有的证据，对其作一个大致的推断，以期当地的文史人员做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我们可以把荆州古城排除在外，先秦时期这里应是一片沼泽，沮漳尚未合流，漳河从此处流过，经今郢城镇，向东在关沮口入疆浧（按：今长湖，汉名阳水。《汉书地理志·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荆州古城，又称江陵城。陵，即陆。江陵，指江边陆地。据考荆州城的城郭，在战国末年形成。汉代已有城墙。说明在战国末年此处还是一座防御性城池，担负着郢都的安全，并负责管理江边水运码头，即郦道元说的“楚船官地”。此亦证明荆州古城不是春秋早期的楚渚宫位置。西汉初年，临江王刘荣被封于此地，始建此城。

其二，郢城遗址，也排除在外。郢城位于今郢城镇郢城村，坐落于古沮漳河北岸。现为土城垣，城垣为正方形，周长5.5公里，边长1.4公里，城垣高3至6米，宽15至20米，垣顶宽7至10米，城门及烽火台等遗迹可见。据考此城是秦代、汉代时期的遗址。虽然在城垣的东、西两侧建有两座大碑，碑名书有“郢城”二字，但此处并非郢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疆郢，即今纪南城），秦置南郡，筑此城，为秦时南郡郡治，西汉时置郡县，王莽篡汉后城遂废（按：此时南郡已迁至长江边的江陵城）。从卫星地图看，郢城遗址轮廓非常清晰。

其三，纪南城遗址，亦不是大之所在。此城位于荆州古城北约5公里处，东临长湖。因在纪山之南，汉以后史称纪南城（西晋人杜预在《左传》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周长15506米，总面积17平方公里。城外有壕，城内有河，护城河与城内的3条水系（朱河、龙桥河、新桥河）和城外的长湖相连，并通过内湖通往长江。城墙由夯土筑成。城的四周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纪南城的轮廓从卫星地图上也能清晰看出来，尤其是穿城而过的南北古河道非常明显。

城内有夯土建筑台、古井、窖址、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俯拾皆是。陶器多为灰陶，主要有鬲、釜、盆、盂、豆、瓮、汲水罐、长颈罐等。其他出土物有镰、凹口锄、斧、凿、削、鱼钩和木身铁口耒耜等铜铁工具和铁釜、铜带钩、铜兵器等。

197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内的一些遗物，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纪南城的兴建时间大致于公元前455年左右，正是楚惠王在位时期，因此，纪南城也与大无关。

这三个地方均非大，大应另有所在。

《楚居》记载的很清楚，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居大”是称王的开始。“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因称王之后，各路人马汇聚和前来投靠的人员暴增，造成居住上的困难，“众不容于大”，即大容纳不了众人之意。武王不得已扩建了“大”，用的办法是溃疆浧的陂堤，泄水造地。渭，即溃。波，通陂。宇，本义是屋边、檐下，这里通“寓”，指房屋。疆浧，即江浧，今长湖。此可证明大临近疆浧。建成后，武王将“大”更名为“郢”，而这正是楚人语境中（出土的楚简）为什么把单字“郢”作为楚都的主要原因。然而楚武王时期的“郢”，却仅是一座城，而非楚都，楚都在其即位之地——宵。

《楚居》：“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依此我们知道，“郢、疆郢、大郢、福丘”为同一地望。

《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泝江 ，将入郢 。王在渚宫 ，下，见之。”泝，即溯。顺水为沿，逆水为溯。后人多根据这句话来考证“渚宫”的位置，判定“渚宫”必南邻长江，郢在渚宫北。《春秋左传正义》亦云：“沿汉水顺流而下至江，乃溯流逆上渚宫，当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宫，下见之’也”。郦道元也认为：“今江陵城楚船官地，即春秋之渚宫”。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正确。一是商公斗宜申（字子西）从北方到郢都去见楚穆王，属非常之事。斗宜申是不会从汉水下来，再绕道长江逆水入郢的，那样非常费力和费时。二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楚王也不会把王宫建在江边，而把郢城建在宫北。三是在楚武王时，江陵城地尚不宜居住，应是一片汪洋或沼泽，所以他才居“大”，即便如此武王扩建大，采取的办法仍是开堤放水。

“沿汉泝江”，我认为此“江”并不是长江，而是指江浧（今长湖）。斗宜申的行程路径应该是这样的：自商出发，沿丹水进入汉水，顺汉水南下，在沙洋县沙洋镇离开汉水，向南沿西荆河进入宋湖（或借粮湖。古时二湖应为一湖），再逆水往西，经江浧入郢。在他还没有到达疆郢时，听说楚穆王在渚宫，当即下船求见。斗宜申“将入郢 ”，说明两点：一是郢与渚宫很近；二是郢在渚宫之西。

基于以上两点，经慎重考量、反复测算，参照春秋初期楚国郢城的建置原则、规模、形制等，考虑彼时江（疆）浧的水文环境（与今天的长湖变化很大），渚宫应位于今荆州区郢城镇海湖村一带。渚宫，盖王宫处于渚。《尔雅·释水》曰：小洲曰渚。古文洲通州。《说文》：水中可居曰州。州，即水中的陆地，亦称洲渚。《释名》：渚、遮也。能遮水使旁廻也。廻，转也、绕也，迂回之意。郢城镇海湖村三面环水，北临今海子湖，湖水自西往东“旁廻”其前，其地理环境与此释读极其相似。

循着渚宫这一坐标，沿湖水西去，可发现在渚宫的正西方位即纪南城遗址；在渚宫的西南方位有郢城遗址、荆州古城，三者且在一条直线上。而在郢城遗址正西、纪南城与荆州古城之间，一座古城的影子隐约可现，纵贯纪南城南北的古河道从南垣出来，直接进入该城。该城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400米，南北宽约2600米，总面积约8. 8平方公里，是纪南城面积的一半。

为了尊重历史，又使下文叙述方便，我把该城用“福丘遗址”表示，因为自春秋前期（楚文王时）至春秋末期（楚昭王时），此城一直用福丘之名；而把纪南城遗址用“疆郢遗址”表示，因为自战国初期（楚惠王时）至战国中后期（秦将白起拔郢），该城一直用疆郢之名。

福丘、疆郢地理位置示意图

以上，回答了“大”在哪里的问题。现在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熊通为什么不在“宵”称王，而在“大”称王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楚武王主要是为了远离周王室，躲避周王的讨伐。当然“大”还有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上的优势，但这都不是关键。

有人认为“周室东迁以后，诸夏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赫赫扬扬的壮举已没有重演的可能，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然而，果真如此吗？

《竹书纪年》载：

（周桓王）二年，王使虢公伐晋之曲沃。晋鄂侯卒。

（周桓王）十二年，王师、秦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

（周桓王）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晋哀侯弟缗于翼，为晋侯。

《楚世家》亦载：

（楚武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

事实上，楚文王即位之初，“楚强，陵（通“凌”）江汉闲小国，小国皆畏之。（《楚世家》）”只是小国害怕楚国，大国并不惧怕。“（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才大有起色。直到楚成王时，仍需要与诸侯修好结盟、向周天子进贡以巩固王位。

楚武王时，在南邦还有两个比楚还要强大的国家：申国和随国。申国，于后文中会有较长的篇幅涉及，这里只谈随国。

楚武王末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汉东之国随为大，……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彼时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一个“季梁”的存在，楚都不敢动随。之后，随国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最终卒于伐随的路上。

以上事例说明，春秋之初，周王室的号召力仍不容小觑，周王仍能联合诸侯讨伐逆己，动辄训斥大国诸侯。楚武王虽然称王，但国力仍然不够强大，他不可能不识时务，在周王眼皮子底下的“宵”地僭越称王，徒惹周王室和诸侯愤慨，因此熊通才会出离中原，远远地跑到江边去称王，即使周王举兵来伐，也会因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兵困马乏，很难成功，况且在丹淅、襄樊、宜城、荆州，即汉水至长江沿线一带多为楚人势力，伐楚的兵力少了肯定不行，多了必劳民伤财、国库难以度支，所以熊通在“大”称王是个最好的抉择。

熊通称王，是楚武王个人智慧、胆识和能力的体现，更是楚先族几代人在析水、丹水、汉水、蛮水、江水、及沮漳河流域，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奋勇拼搏的结果。

小结

西周初期，楚人从析水旁的穴穷出发，首先在汉水流域的夷屯完成了建国，并扎稳了脚跟；之后举族南下，在江旁的发渐、旁屽、乔多迅猛发展；但很快厄运到来，楚国覆亡，楚人被迫北迁于若。

西周末期，在汉水之畔的若地、荆山丛林中，楚人并没有气馁和消沉，而是再次出征北上，向着第一次出发的地方奋进，最终他们回到了祖居地；在丹淅之地楚人重新获得了新生，又经过多年的不懈征战，在散居于江、汉一带楚族人的帮助下，终于占领了汉江两岸，打通了南北水上大通道，楚国称王已势在必然。为了一张能够进入“诸侯大院”的门票，周桓王拒绝了楚人的请求。历史没有假设，唯有果然，楚人得以称王。

事实证明，只有承前启后，通过多代楚子的努力，才能擎起楚武王的雄霸之心。自武王始，富饶的江汉平原渐归楚有，奠定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强盛之基，同时也为楚文王迁都创造了条件。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