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数码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变化，大学知识处在这一新文化生态中备受冲击的部分。大学的知识权威正处于颓势之中。当然，大学知识权威的动摇并不全都是由于数码文化的崛起。大学自身的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环境、大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对大学的知识及其权威都有直接影响。数码文化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乃是因为它能让我们从知识的认知特征上重新认识大学及其印刷文化基础，而数码文化的特征也正需要在与印刷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 书籍印刷和大学知识体制同任何知识一样，大学的知识存在于特定的知识媒介之中，加拿大哲学家和教育家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古登堡星云》一书里强调，印刷术的发明不光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还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方式。[1]文字让人开始得以用眼睛思考，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依靠声音和触觉的线性思维方式。而且，印刷文字和它的默读方式帮助读者成为个体，让他的个人思考可以与他的直接群体保持距离。个人阅读成为人的个体知识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
美国杰出的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中则指出，印刷术让文本更加稳定，使语言标准化。一本印刷的书，100本或1000本，都是一个样子，书里同样的知识也就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印刷术也改变了学者的工作方式，他们可以更自由独立地阅读文本，更方便地比较不同文本，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学问成为一件有隔代积累性质的知识工作。[2]
15世纪，人类进入印刷文化时代之后，书籍就成为无可匹敌的现代知识形式。可是，印刷文化摇篮期的书籍文本与我们今天的书籍很不相同。1452年，人类第一部印刷的“书籍”（古登堡《圣经》）其实是一个长卷，没有题页，没有内容目录，也没有页码。这本“书”上留有明显的中世纪教会文稿痕迹，它有精美的装饰图边，文稿的装饰图边或图廓让文字披上了一层权威的光彩，高高超越于人们日常经验的口语文字之上。
一直要到半个世纪之后，印刷文字的文本才具备了它的现代样式。1500年，印刷时代走出摇篮期的时候，已经有3800万册书被印刷出来，这时候，出现了不同规格的字体和行空设计，书有了内容的导航，书分成了“章”，每章有自己的标题，每章下面再分成“节”，每节也有自己的标题。这样的内容导航就是我们熟悉的“目录”和页头书名或章名。书还添加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而最具革命性，也最不起眼的正是每页上不可缺少的页码，这被书籍历史研究者称为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创举。
这些都不仅是书籍的文本变化和发展，而且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大学知识基础。16世纪中叶，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拉米斯（Petrus Ramus）发明了现代教科书。他对欧洲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古登堡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从此，大学教学依靠阅读文字，而不再是口耳相传的古老教学方法。拉米斯倡导用印刷文本取代手抄本，并用阅读印刷教科书代替口头对话，大学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师仍然讲课，但是，知识不再是由老师口说，并由学生记录在笔记里的东西。不同的学生听同一堂课，各记各的，记下什么算什么，准确不准确没个标杆。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
这就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知识范式。文化史家沃尔特·翁在《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衰败：从对话的艺术到理性的艺术》一书中认为，拉米斯在教科书的知识内容上并无新的知识建树，但他对正在形成的新知识秩序却有着非凡的敏感。[3]拉米斯敏锐地预见到，现代大学知识将被分门别类地划分成不同领域。人类知识就像一本大书，各个部分都井然有序，就像一本大书划分成不同的章，然后由章再划分成节一样。
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印刷文化，它的教科书知识文本把“准确”放在了首位，从拼写的标准化到编辑、校对和更正莫不如此。就算在出版之后，如果发现有错误，也会附有“勘误表”，下一次出版时，会予以改正。注重细节的准确无误成为一种被大学接纳并推行的知识规范和标准，也成为由早期现代学院群体成员（教授、学者、学生）所共同尊奉的知识价值。从此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五个世纪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出现了数码世界的互联网知识。
大学的知识首先体现在大学里阅读和传授的“学术书籍”里。被认可为学术书籍的印刷文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相互参照、交叉引用、彼此对照的互文世界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世界。这个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作为“学者”的权威知识者（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等），二、他们的著作（他们之所以被认可为“权威”的知识担保，这些著作是否真的被人阅读，或被多少人阅读则不重要）。这与数码世界里的文字是不同的，在开放的数码世界里，没有人阅读的文字是死文字，没有价值，也不值得生产。
大学的学术话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学术作品存放在图书馆里，供小圈子里的学术同侪引述、列为参考书目，或做文献介绍。作者在著作里提供详细注释或引用参考资料，可以显示自己学问渊博和谙熟学术规范，这自然有助于增添文本的“知识分量”，也是表现作者独到见解的一种方式。数码文化的知识世界与此迥然有别。除非是专门的学术网站（可以将之视为大学知识世界的网上延伸），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不带注释或参考书目的。这种“不规范”自然减少了文本的“知识分量”或“学术成色”，这样的作品在学院学术体制中是不被承认的。2017年9月，浙江大学提出要探索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受到“学术界”的一片质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而，大学知识的网络化或许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标新立异，它与大学里现有的“学术成果”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个人独创的知识不仅是作者的独特见解，也是他的私人知识财产。15世纪，威尼斯就已经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雏形观念：书写文本里的知识是有属主的，那就是作者。作者拥有对知识的财产权利，可以将知识当作商品转让给他人。
这样的知识秩序是依靠权利和契约关系形成的，它被普遍认可。在这个知识秩序里，每件知识产品都在构建主人的知识地位，协调他与知识同侪的关系，安顿他在学术界的位置。正是这样的知识产品建构起现代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的体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大学如此重视“学术成果”，以至于忘记了它传授知识、百年育人的根本目标。学术成果是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知识权威、经费投入、社会地位和重要性等）的根本手段，是现有大学体制的合理性基础。不要忘记，它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从此，现代大学得以与它的前身——中世纪大学及其修道院传统——分道扬镳，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利益使它更离不开这种已经相当陈旧的体制。数码时代的文化市场在经济利益上会与大学有所冲突，受到大学文化的抵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 数码时代的网上知识产品简单回顾一下印刷文化与大学知识秩序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电子信息时代的数码文化在哪些方面与印刷文化有所差异（新的特征），而在哪些方面则是相似的（只是看上去新，其实并不那么新）。
数码时代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字生产上，文字不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输入电脑，成为数码资料。20世纪7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呈现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电脑印刷被全面推广运用。以前是学者写完论文或书稿后，由专门的打字员输入电脑。后来是他们自己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初稿或修改稿）。文艺复兴时代，书写文字也是由作者口述或口授发展到作者自己动笔书写的。今天，作者在电脑上敲键盘，打字输入文字，这样的写作仍然没有跳出古老的古登堡规范，输入文字等于将文本进行排字，做成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以备打印或付印。几十年来，这样的数码文字仍然处在加拿大学者让-克劳德·奎登（Jean-Claude Guédon）在《在（亨利·）奥尔登伯格长长的身影里》一文中所说的“数码摇篮期”，数码文本的潜力只是刚刚被发掘而已。[4]大多数学术网站只是完成了纸媒学术论文的数码化，还不是数码化互动的知识生成产物。
数码化互动知识生成有其自身的特点，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它的知识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普通读者对什么议题或事件感兴趣，就有关心者自己及时增加有关知识的条目。条目可以由非专家或专家撰写，任何人都可以用反馈的方式参与这一知识的建构（当然得通过必要的编辑程序）。相比起出版周期长，议题由专业作者决定的纸媒刊物来，数码文化的知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时效性。
就文科的知识而言，数码时代的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的结构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以前，只有专家的知识才被视为可信和可靠的，而一般人的知识即使正确，也只是看法而不是知识。专家知识就是比非专家知识有分量，理应享有后者所不享有的权威。但是，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或公共事务问题上，专家知识并不可信，而非专家的看法则更接近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别的重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里指出：“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下述这些机构都受到了冲击。”[5]在受到冲击的知识机构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
温伯格指出，“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6]浙江大学关于如何合理评判教授学术成果的新想法，可以说正是从温伯格这样的问题延伸出来的。
以现在的文科学术现状来看，文科教授能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而把他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启蒙的力量，并以读者的反响和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知识创新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故步自封的大学体制的正面、积极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网络写作不是纸媒学术文章的网络版，就像维基百科不是网上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网络知识写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限制在僵化的“学术模式”和“学术规范”之中。纸媒“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是这种模式和规范的产物，经常因为东施效颦式的形式模仿而非常丑陋。网上知识写作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大学对待网上知识成果，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如何设立与纸媒学术不尽相同的合理的学术质量评判标准。
可以设想，纸媒学术的标准有的并不适用于网上知识产品，例如，一部学术著作的实体书追求的是知识的“完整性”。也就是，如温伯格所说：“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中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因为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7]
知识的网络写作不能套用这种模式或规范。由于网络阅读者的习惯，网络写作经常要简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识呈现的是开放状而不是结束状。它经常只是网络“超文本”（hypertext）链接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维基百科的条目一样，不断从一个节点向其他节点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接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链接，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旧文化形态之间都会维持一些延续的关系，文艺复兴的印刷文化与中世纪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数码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作为数码文化特征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产权、文本权威等概念。链接的文本仍然是个体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知识财产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识产权是向作者权威致敬的方式。这些在超文本中都并没有发生改变。又例如，网络的“虚拟”（virtual）人际关系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是全新的东西。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书籍就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廉价，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读者有机会对遥远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同样也是一种虚拟而非逼真的关系。
数码时代确实出现了与印刷时代相当不同的特征，数码文化会对印刷文化及其知识秩序和认知结构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恐怕还难以预言。大学在数码时代做出自我调适，这是顺应文化转变的大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大势，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标准时，魔鬼都在细节里。这就像办学校、推行教育是现代社会的大势所趋，但纳粹所办的“政治教育学院”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却起着培养纳粹接班人的思想基地的作用。不同国家的数码文化生态是不同的，倘若构成特定文化生态的网站和网络门户在价值观、利益观、自主性和独立性上本来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网页的知识产品一定会比固守在大学里的更加优秀。
数码时代给大学带来了许多有待厘清的与印刷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我们对大学知识体制的认识，关乎大学需要在数码文化形态中有何调适，但更关乎大学的自由存在价值。在一个知识能够独立自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数码时代能给有志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学者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别的不说，数码技术能让一些“不热门”知识有机会被很经济地传播出去。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比印刷文字时代更便宜，因此在经济上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出版一本书，出版商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一本书至少要印一千册，全部售出后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现在把一个文本上传到网上，有一千个读者与只有一个读者并没有区别。因此，虽然每本书的平均销售量不断下降，但总的文字生产量却大大增加。这对那些在很小知识领域中写作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们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上传到网上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脸色，也不必自己掏钱来印许多也许永远也卖不出去的书册。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生产本身有正面的影响，使得那些因成本问题而没有机会生产或传播的知识有机会生产出来，传播出去。因此，在评定网上学术成果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那些点击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点击率不高的。
三 数码时代的大学危机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已经呈现了一些重要的特征，这是公认的。也已经有一些将数码文化特征运用到大学教育中的实验和尝试，如多媒体教学、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课程。至于如何评价数码知识特征及其实用意义，现在有许多争论。例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重拾交谈：数字时代交谈的力量》一书里认为，MOOC课的教学后果是一种“去人性的知识”（dehumanized knowdege）。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对混合式的多形态文本，对其破碎性给深度阅读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严重的质疑。他批评道，“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一样，由于人们的大脑思维已经适应了这种内容，传媒不得不做出调整，以迎合读者观众的新需要。由于网上消费者的关注持续时间很短，许多（文本）生产者正在把他们的产品切割成片段，同时将他们产品的简要介绍加入搜索引擎”，结果“为读者送上的是短文和简介的大杂烩”。[8]类似的争论在历史上其他文化转型时期也曾发生过，而且相当激烈。
数码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从单一的印刷文字向多形态表现转化，显现为多形态的传媒。古登堡时代文本生产的模块单元是印刷“符号”。在数码文本里，文字与图像用的都是数码，连声音也是用数码来合成的——半导体线路里的0和1。这种多形态的混合已经几乎渗透了我们所有的文化经验，从有插图或图片的书籍和杂志到视频和互联网，数码无处不在。学术著作如果不是需要图像或图表，仍然可以不靠数码而存在，也还是可以用墨水在纸上写作，或用打字机直接往纸上敲打字母。这样的写作，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知识生产即使还没有绝迹，毕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大学教授们在沉重的“学术出成果”的压力下，都早已在用电脑进行他们的知识生产了。这种生产转变不只是用键盘替代钢笔那么简单，它对知识产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大学知识产品（不少是垃圾产品）井喷的一个原因。
意大利文学批评家、语文学家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提出并实践一种叫作“草稿评论”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研究一部作品定稿之前的不同阶段，因为写作的阶段会影响作品的最终形式。意大利作家和思想家翁贝托·艾柯就此问道，“倘若有电脑写作，这种研究如何进行呢？”他以自己的写作经验为例：在写作《玫瑰之名》（Name of Rose）的年代，他还没有电脑文本处理工具，“要请人打出我加工之后的稿子。然后，我再次修订新的稿子，交给打字员”。当然不能没完没了地这么修改下去，“到了某个时刻，我必须把手中的书稿当作定稿。我不能再修改下去了”。[9]
相反，有了电脑，作者打印后在纸上修改，或直接在电脑上修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继续下去。20世纪90年代还有美国写作学校反对使用电脑，因为电脑屏幕上的文本没有真实性，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学校了。尽管今天的写作者可以用电脑细细打磨“草稿”，直到接近完美，但大学里的大多数学术著作的品质不但不比以前优秀，有的甚至差到成为学术垃圾和赝品的程度。有人将此归咎为出版社编辑的水准和敬业精神普遍下降，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迫于“成果压力”粗制滥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字处理技术本身不能保证产生优秀的学术成果。
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大学体制外的知识产品更能同时发挥传统书籍出版和网络传播手段的效能，有声有色，表现不俗。仅以当前清末民初史这个热门领域为例，互联网时代给了一些“体制外”研究者（但仍被视为“非专业人士”）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体制太强大了，体制内一些平庸的教授、学者所享受的优势和好处是体制外学人不可能得到的。现有的大学知识体制的制度性歧视、排斥和利益独占早已瓦解和破坏了学术应用的公正、公开和平等竞争的原则。
数码文化时代相对开放的互联网，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大学封闭体制及其利益独占的一个威胁。通过互联网，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正在从个体知识人向群体合作和互动的方向发展，不仅是在专门知识者之间，也是在非专门知识者之间，并在这两种人群之间形成互动。温伯格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1967年5月，12名研究海德格尔艰深哲学的学者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海德格尔群（Heidegger Circle），该群一年聚会一次，通过多数人投票的原则，谨慎吸纳新会员。直到1998年才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2005年夏，该群上线，2008年建立网上论坛，但讨论并非那么热烈。
同时，一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教授在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公共主页，以便服务于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人，有1400名活跃用户参加讨论，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是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全天候地关注海德格尔。但讨论非常活跃，持续而不受约束。旧群和新群各有特色。对此，温伯格评述道：“我们无需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者均有其价值。海德格尔群是一群足够胜任的、冷静的专家。脸书主页是一个庞大的、活跃的群块，成为供任何想要讨论海德格尔的人进行交流的地方。两者一起形成了关注海德格尔的松散联接的网络。”这种网络互动的好处是，“参与者们一道了解了更多知识。他们更快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受到激励，他们意识到了讨论话题的更多维度，他们参与到了更多话题的讨论中”。这种积极的知识互动显现的是网络能发挥的最佳效用。[10]
像海德格尔讨论这样的话题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专门知识，在这样的知识问题上，从来都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最聪明”。网络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正如温伯格所指出的，“那些遭遇‘房间内谁最聪明’（Smartest Guy in the Room）综合征的人们正意识到，规则已然发生改变。……房间内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11]“房间内谁最聪明”综合征指的是，有些人很聪明，知道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但又很愚蠢，不知道还有人比自己更聪明。他们常常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当然的知识权威，别人都得听他们的。但他们的知识一到互联网上，就会出其不意地遭遇挑战和质疑，互联网就是那个房间。
互联网知识新的生产、参与和传播方式正在对大学及其知识权威产生削弱或动摇的作用。不是因为新知识本身拥有多大的组织或体制性力量，而是因为大学本身的积弊和腐败已经使得大学这个知识圣殿变成了受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官场和市场，而不再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正、独立思想价值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共和国。就自由价值而言，大学早已是既不“大”，也不“学”了。大学里充斥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投机。在利诱和威逼下，许多知识人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传声筒或代言人。学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学术刊物和出版在一切为了钱的影响下，成为一种经济的，而非学术独立的体制，为劣质的、不可靠的，甚至虚假的知识产品大开绿灯，收费出版，并在互联网上以收费阅读的方式限制知识信息流通。这些都使得大学曾经垄断的知识权力正在不断、快速地丧失。
维护大学自由、公正、独立价值的规范和制度早已沦落为有名无实的花哨仪式，看上去有模有样，其实已经起不到实质的作用。那些规范和制度本来是用来建立和维护知识共和国的权威秩序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7世纪，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担任《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主编时开始的同行评审制度。发表学术作品需要通过同行评审，这是一个让其他专业知识人士核查其独立研究成果、学术可靠性、确认资料来源等的关键时刻。直到这个时刻，论文和专著都还只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写作产品，还没有资格被纳入学科的知识整体中去，也还没有资格被当作具有权威的产品引入大学知识的讲堂。知识产品的“发表”不只是把手稿变成印刷品，而是一个被知识群体接纳的仪式，从此它从隐秘转变为公开，让个人进入共同体，成为享有公共承认的可信任知识的一部分。与发表前同行评审相对应的是发表后的学术评估，包括评论和评价、被引用次数等。学术评估显示的是学术作品及其作者在行内的认可和影响。大学学术规范和制度的其他体现方式还包括学位授予、学术头衔、教授职位的提升、学术荣誉和评奖、学术团体内的权威身份等。
所有这些大学的规范和制度都早已陷入危机，原因并非数码文化的冲击。所谓同行评审的刊物上可以付费刊登，官员用权力博取高学历头衔和教衔，学术评选拉帮结派，利用职务给自己“授奖”，学术荣誉政治化，学术成果作假，剽窃同行甚至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投机地附和和谄媚权力，这些以及其他种种腐败和丑闻都令大学斯文扫地、颜面丢尽。这些都从根本上在不断侵蚀和破坏大学的知识秩序和权威。在这之外，知识人士将自己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参与中放逐出去，要么躲进象牙塔里自娱自乐，要么金钱当先，锱铢必较，言必称利，彻底庸俗。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上的一些知识活动和知识形式——如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启蒙和干预，社交媒体的问题讨论，媒体人士对真相的揭露、分析和评论——已经代替了昔日大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大学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行为体现的正是大学原初的价值追求初衷和传统——自由独立地思考，追求真实和逼近真相，说真话不说假话，知识是社会性的学以致用。知识权威与道德权威（至少是道德的良好形象）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所说的ethos（形象）的作用。大学因放弃其价值初衷和传统而衰败，相比之下，文化形式变换造成的冲击效果只能说是次要的了。
四 知识的新旧交替和交融大学若能秉承知识共和国里的知识公民价值传统，添加新的数码文化因素并不会改变大学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只会让大学文化形态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自然发生的过程中，新媒介文化经常是借助已有的文化形式，渐渐发展出可辨认的，属于它自己的特点；历史上从来没有前文化形态被后文化形态突然取代的先例。这与暴力革命强行推动的“改天换地”文化革命是不同的。文化转换中，原来的文化主导阶层会因感觉到威胁而产生恐惧，新兴文化的危险性经常被夸大。在中世纪手稿文化向新出现的现代印刷文化转变时，许多精英就是这样惧怕和抵制印刷文化的。
当时的精英主要是僧侣人士，他们对知识的主导和独占权力受到威胁和挑战，产生恐惧和敌意，因为书籍生产让知识进一步从修道院向世俗的宫廷、大学和商业中心转移。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印刷革命》中指出，印刷品为读者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对宗教正统观念会形成挑战，对既有的知识权威更是一种潜在的颠覆。印刷书籍使得从中世纪已经出现的默读变成人们广泛的阅读方式。“承认在古登堡时代之前已经有了默读，一点也不减弱印刷术对于默读的重要性，从手抄转为印刷之后，默读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制度化了。”宗教革命把信仰视为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因此鼓励默读，但是，“以前与精神虔诚相联系的那种沉默、孤独和沉思，同样适用于阅读丑闻印刷品、粗俗歌谣和意大利的寻欢作乐作品”。世俗阅读动摇了宗教阅读的影响力和权威。不仅如此，印刷术还帮助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文字阶级，那就是“文人”（men of letters），“文人被视为所有阶级（除了他们自己）的代言人”，成为教会和政府之外的，能与它们分庭抗礼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12]
对印刷术的反应是两极分化的，就像今天对互联网的不同反应一样。有人欢呼一个知识乌托邦新时代的来临，知识和真相的大门从此将向更多人敞开。但也有人对此怀有不安和恐惧，认为谎言、偏见和危险言论会乘机广为散播，对付这种新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强严控、审查和压制。这样的思维逻辑在人类媒介演化的历史中经常伴随每一次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每一次出现新的传媒技术和文化，也都会催生新的言论钳制和思想控制手段，要么是书报出版审查，要么就是网络上的防火墙。
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估现实。五百多年前，印刷术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强烈反感和抵制。在这些保守人士眼里，印刷术是一股邪恶势力，是散播思想毒素的元凶，人们稍不留意便会中了它的毒蛊。翁贝托·艾柯在小说《玫瑰之名》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就是中世纪那种对书籍的恐惧。中世纪，在这种恐惧的作用下，许多人相信，应该把知识保存于秘密的状态，绝不能让好奇者随便接近知识，否则就会招致危险和灾祸。他们甚至相信，印刷的书籍连书页都是带毒的，人只要身体接触到禁书，肉体就会中毒，最后无药可治，毒发身亡。印刷技艺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令人腐败和不道德的魔力，正如拉丁文的格言所说，“笔写是贞女，印刷是婊子”（Est virgo haec perna：meretrix est stampificata）。印刷被视为淫乱的荡妇，在不明事理的读者中散播诱惑和谎言。[13]
但是，在中世纪的手稿文化和早期现代的印刷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新的文化既不是保守人士想象的那种洪水猛兽，也不是历史进步论者所说的那种开新除旧的“革命”。事实上，印刷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手稿文化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印刷书籍吸收和改变了手稿的一些形式通例。印刷文化与手稿文化之间是一种一边借助，一边形成自己特色的变化过程。
开始的时候，印刷的文本与手抄文本颇为相似，例如，印刷文本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配合，提供辅助。书籍是没有页码的，需要读者自己添加页码，也需要他们在应该大写的地方涂上红色，在文句停顿处添加符号等。只是到了后来，书籍印刷者才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编辑责任。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Aldus Pius Manutius）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和印刷商，他在威尼斯创立阿尔丁出版社，出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他对早期印刷的贡献包括发明意大利体，现代标点符号分号以及与当今普通平装版图书类似的装帧方式。1502年，马努提乌斯出版奥维德（Ovid）作品时，还在要求读者自己在书页上标上页码。但是，在这之后，他就在书里印上页码了。[14]
马努提乌斯的印刷技艺是与时俱进的。中世纪手抄书籍的页边经常附有注释（中国的古书也都是正文与注释或注疏混杂一起的），马努提乌斯改变了这种页面样式，他采用了将注释印在书页底部的办法。于是，正文与注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释与正文分离开来，成为添加的，甚至可有可无的部分。中世纪的手抄书经常是三个页边都有注释，结果注释喧宾夺主，看上去成了页面的主要部分。马努提乌斯和其他印刷者把注释从页边移走，把页面的主要部分还给正文。这受到当时新教改革作者们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回归《圣经》原意，自然要将中世纪经院评注的重要性降格。印刷书籍的新页面处理正好符合了这一需要。
今天，数码传媒带来的写作、阅读和交流新特征，也需要放到更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变化中去理解。例如，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已经有了变化，作者不再是居高临下向被动读者灌输权威知识的一方，而且也是读者们可以诘问、补充、纠正的平等对话者一方。知识的主体不再是作者，也是读者。
这也标志着社会和文化价值从“他控”向“自控”，从“服从”向“自律”的转变。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者”的单向权威观念正在受到数码文化的挑战。上司指示、政治领导、道德教诲、圣贤立规矩，这些都已经随着知识话语向普通人的转移而发生了变化。有的人把这种变化视为对现有秩序的威胁，有的人则在其中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
然而，在印刷文化与数码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戏剧性和突变性的关系。每当我们注意到数码文化的某种形式时，我们都可以看到印刷文化的某种相应形式。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印刷文化，我们会难以理解数码文化，难以把握它的内涵。
今天，维基百科让我们联想到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提供由专家构建的明确知识，维基百科提供由读者构建、评议并可再行编辑的知识。博客让我们联想到日记，日记是在时间中串成的个人私密思考，博客发出的是个人的声音，但并不私密，而且欢迎他人的回应。网上合作写作令人联想到个人写作，个人把字一个个用笔或打字机写到纸上，网上合作写作时多个人一起在写。电子游戏令人联想到小说和戏剧，小说或戏剧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同身受，在电子游戏里我们自己成了影响故事结果的主角。凡此种种，文化行为和行动者在变化，在扩展，与其说是取代，不如说是变换，新的并没有消灭旧的，而是新旧并存，并因此形成新的复合型态。
大学里的文化的行为也是在变化，在扩展的。作为学校里的主要知识行为者，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教授还站在讲台上授课，但也已经出现了以学生为课堂活动主体的小型讨论班。虽然满堂灌的教学没有绝迹，但也有了更多的师生互动。虽然教科书仍然是课程的主体内容，但“批判性思维”正在悄悄地进入教育课程。虽然专业课仍被视为核心课程，但“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教育理念。虽然绝大部分学生仍在封闭的课堂里求学，但互联网的线上开放课程或视频公开课正在吸引学生群体中更好学、更勤思的那部分人。虽然每个教室里还有黑板和粉笔，但多媒体设备已经广泛地在教学中运用。虽然互联网被广泛运用，但那也是被看管得最严的知识场所。
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既是新旧交替，也是新旧交融，也许在这个交替和交融中会形成一个新的知识秩序。我们对它有所期待，但我们并不能充分想象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秩序，因为秩序是充满变数的历史副产品，不是任何人可以凭想象设计的。
[1]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62.
[2] 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pp.516-517．
[3] Walter Ong，Ramus，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4] Jean-Claude Guédon，“In Oldenburg’s Long Shadow”，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Conference Proceedings，2001．Quoted in Bill Cope and Mary Kalantzis（eds.），“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Changing Knowledge Ecology”，http：//cjms.fims.uwo.ca/issues/07-01/Internet and Changing Knowledge Ecologies-Bill-2ndR.pdf.
[5]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8页。
[6]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8页。
[7]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58页。
[8] Sherry Turkle，Reclaiming Conversation：Design，Technology，Business，Lif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9，pp.227-234.（中译本：雪莉·特克尔《重拾交谈》，王晋、边若溪、赵岭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99、100页。
[9]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吴雅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02页。
[10]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01—103页。
[11]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03页。
[12] 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2，93，98.
[13]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36.
[14] “Aldus Manutius”．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http：//www.encyclopedia.com/people/literature-and-arts/libraries-books-and-printing-biographies/aldus-manutius
